诺维科夫的“长报告”同样全面分析了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意图和目的以及

简介: 诺维科夫的“长报告”同样全面分析了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意图和目的以及美国在全球的扩张行为,断定美国战后对外政策的特征是谋求世界霸权,并将苏联视为其通往世界霸权道路

所谓冷战,是指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至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以及分别以它们为首的两大集团之间,在、经济、军事、外交、意识形态、文化乃至科学技术等一切方面,进行既非战争又非和平的对峙与竞争的状态。

他们认为,苏联寻求世界霸权是导致冷战爆发的主要原因。

冷战之所以不可避免,是由于苏联对外扩张及其集权的制度。

斯大林把追求世界革命的狂热和苏联领土的扩张结合在一起,使西方世界感到震惊,于是引发了美国的强烈反应,。

他们认为,冷战是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而发生的,冷战的爆发应该由美国负责。

资本主义的经济需要一个世界,而美国的决策者们担心,苏联和其周围的国家会与世界经济相互隔绝,因此对苏联发动了冷战。

苏联主要是自卫的,如果美国不疏远苏联,冷战或许可以避免。

美国向苏联施加经济和军事压力,是冷战爆发的重要原因。

美国的强硬政策和行为方式,迫使斯大林与西方敌对。

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把研究的视野扩大到了欧洲和亚洲,探讨了英国、中国和朝鲜等国家在冷战中的作用。

这一时期苏联学者关于冷战的研究,基本上是反映苏联的看法,即将美国所奉行的帝国主义政策和“实力政策”等,视为冷战起源,而苏联的反应主要是防御性的。

这一流派的基本观点是认为,冷战是苏联挑起的,斯大林应该对冷战的发生负主要责任。

与此同时,俄罗斯学者也开始通过研究新的苏联档案,从新的角度探讨苏联在冷战起源中的作用,并认为西方国家和苏联对于冷战的产生和发展,都负有责任。

如“美国霸权论”,即认为造成冷战紧张局势的根源是美国推行的霸权主义,美国必须对冷战承担主要责任;再如“美苏共振论”,即认为冷战是美苏双方行为的结果,是一个双向和互动的过程;也有学者提出“综合作用论”,即认为以美苏争夺为核心的东西方冷战,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另外,西欧国家特别是英国在冷战爆发中的作用,也是学术界探讨的课题之一。

一些西方学者认为,西欧对美国对苏联在欧洲构成的军事威胁漠然视之感到不安,并最终成功地说服美国直接介入到欧洲的事务当中。

因此美国是由于被“邀请”而不是主动的扩张,最终获得了一个“帝国”。

美苏两国的国家大战略之间的激烈碰撞,以及它们依据各自的战略而制定的对外政策和行为方式的对立互动,以及英国的推波助澜,最终使冷战未能避免,并一度达到危险的高潮,国际关系的两极格局也最终形成。

——具定打败德、日法西斯的战略战术;——在打败德、日法西斯以后,盟国对德国(包括柏林)的分区占领和美国对日本的占领,在、经济、军事、文化、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消除法西斯主义的影响,德国的赔偿,以及对战犯的审判;——在世界范围内提倡和平、民主、独立的原则。

——在亚洲:通过关于苏联对日作战条件的协定,满足了苏联对外蒙古、库页岛南部、千岛群岛和旅顺大连的要求;苏联则承诺同“中国国民签订一项中苏友好同盟协定”,并支持美国的对华政策和整个亚太战略,让美国控制中国和单独占领日本;朝鲜实行国际托管,以后独立。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雅尔塔建立在美英和苏联战时军事实力均势的基础之上,是美英苏三大国出于对各自利益的现实考虑和对战后世界安排的长远打算,经过长期讨价还价后相互妥协的产物。

尽管美国总统罗斯福并不主张划分势力范围,但是面对英国对保持其原有势力范围的要求,以及苏联坚决要划分明确的势力范围,美国也不得不作出一些让步。

最后达成的妥协就是战争即将结束时,美英和苏联之间的实际军事控制线,即在实际上划分了各自的势力范围。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人们在欢庆胜利之时,看到的是这样一幅历史画面:作为战争的主要战场,欧洲、亚洲和北非地区惨遭破坏,政局动荡不安,经济恢复工作举步维艰;美国和苏联这两个过去在地理位置上并无直接关系、社会制度完全不同的超级大国,由于它们各自所控制的势力范围,实际形成了在中东欧、巴尔干、中近东和远东直接的军事对峙。

这一切为美苏之间的与对抗了条件,并成为冷战产生的温床。

不过更重要的是,战后美国的全球扩张的大战略与苏联的保障国家安全的大战略针锋相对,迎头相撞。

战后美国军事、经济实力的空前强大,使它认为自己有能力领导世界,并以“世界领袖”自居。

1944年10月21日,他在美国外交政策协会发表的关于美国外交政策的讲演中说:“吾国因拥有道义、、经济及军事各方面之力量,故自然负有领导国际社会之责任,且随之亦有领导国际社会之机会。

”罗斯福的继任人杜鲁门则声称,美国是“经济世界的巨人”,全世界应该采取美国的制度,未来的(国际)经济格局将取决于美国。

美国自身的经济制度和经济需求不仅是它主动向全球扩张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成为这种扩张的主要目的之一。

与美国综合国力的巨大增长相联系,美国不仅认为能够根据美国制定的规则,建立起它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始终未能建立起来的世界经济秩序,并在其主导下,建立了联合国和布雷顿森林。

布雷顿森林所包括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均实行“双挂钩一固定”制度(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与黄金的比价固定为35美元等于1盎司黄金),并按资金的份额决定各国投票权的大小,实际为股份最多的美国所操纵,并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美国推行其对外政策的工具;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也同样由于美国是当时经济实力最强大的国家而在其中占有特殊地位。

不仅如此,在战后欧洲经济普遍拮据,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空前动荡的情况下,美国更将追求海外市场视为保持国内的繁荣与稳定、,以及避免危机发生的重要手段。

那些违反美国试图建立的世界经济秩序的国家,会运用军事力量和经济闭关等手段,使国际经济失调,并进而危及美国的安全。

这里所说的“潜在的敌手”,显然主要是指苏联。

第二次世界大战还使美国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认识,即只有美国式的民主政体,才能创造一个和平与安全的世界,美国将法西斯国家和国家都视为政体,并认为它们都在海外搞敌对性扩张,因此必须受到遏制。

但是,这一大战略的实施却在地缘、经济利益及意识形态等各个领域,与苏联的大战略全面遭遇。

苏联在战后以保卫国家安全特别是其西部边界的安全,作为第一要务。

鉴于苏联西部边界缺乏天然的安全屏障,而且历史上遭受的几次大规模又都来自西部,苏联在坚决反对德国的军国主义和纳粹主义复活的同时,将其西部边界的安全视为关系民族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

在雅尔塔会议期间,斯大林向罗斯福和丘吉尔(WinstonChurchill)明确指出,波题对苏联不仅仅是个荣誉问题,而且是个安全问题,苏联一些极为重要的战略问题都与波兰有关,它对苏联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不仅如此,苏联还坚决要在其军事力量所能控制的东欧国家,建立对苏联友好的,从而把东欧这条苏联的危险走廊变成保卫苏联的安全地带。

斯大林坚持认为,战争是垄断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资本主义国家一有机会就会发动,以达到消灭社会主义消灭苏联,即使核武器出现,也未能使他改变的这种看法。

这种认识决定了苏联将作为垄断资本主义、军事和经济综合实力最强的美国,视为苏联潜在的防御对象。

为了在未来的战争中尽量少受损失,并立于不败之地,建立“安全带”对苏联就变得格外重要。

在苏联所追求的国家安全利益中,也反映出俄罗斯传统的民族利己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

这不仅表现在它将本国西部边界大大向西推移,并用军事压力迫使东欧国家接受苏联建立的“安全带”,而且还表现在它追求在巴尔干和远东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并企图进一步向中近东扩张。

与保证国家的边界安全相联系,苏联非常重视维护其经济安全。

的理想和世界革命的信念,也使苏联在其军事能力所及的国家和地区,建立并尽可能维护与自己类似的制度和社会制度。

在战争后期和战后初期,苏联帮助东欧国家建立人民民主,在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帮助建立的过程中,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而加强对中国的支持,在北朝鲜帮助建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等等。

不过,上述“世界革命”的主张已经在相当大程度上,成为苏联国家安全的附属物,即必须服从苏联的国家安全利益。

上述一切构成了战后苏联以保障国家安全为中心的大战略,苏联也决心充分利用它所掌握的有限力量,通过局部扩张,使其权势超出本国领土。

在美苏国家战略相互抵触、相互碰撞、相互影响的过程中,美国作为比苏联强大得多的国家,对苏联行动的反应相当过度。

美国把苏联建立势力范围的行动视为对西方国家的巨大的战略威胁,认为只有在“‘地缘现实’的基础上采取行动,美国才能避免被包围,从而维护其世界地位。

美国对其冷战政策进行了意识形态上的阐释,即美国“遏制理论”的根据,是全世界的自由处于生死存亡的危险之中,苏联是自由的主要威胁,美国具有无可争议的责任去同它斗争。

冷战初期杜鲁门那种咄咄逼人、总想以压力迫使苏联就范的外交作风,既是美国国际地位的反映,也是美国意识形态使然。

就苏联方面来说,必须指出的是,在苏联和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力量对比中,毕竟是力量要弱得多的一方,而斯大林也充分意识到了自己力量的限度。

出于严重的不安全感,苏联在战后初期的许多重要问题上,一方面努力维护雅尔塔的基本框架,避免同美英等西方大国对抗,甚至不惜作出一些妥协和让步,以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另一方面,苏联在处置战败国和处理东欧等问题上,也采取了一些僵硬的对抗行动。

苏联同样也借助了意识形态的力量,尽管斯大林的最高指导原则不过是意识形态包装了的苏联国家利益。

显然,美苏两国在国家大战略方面的相互对立,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上存在的巨大差异,是冷战爆发的最深刻的根源。

20年代当其他西方国家不得不接受苏联存在的既成事实,并与苏联建交,美国却仍然坚持不承认苏联。

尽管1933年面对法西斯对世界和平构成的威胁,美国才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

正如一位美国的学者所说,美苏双方“都象在镜子里看人一样,看到的是反像,即把对方看成是世界上的恶霸。

由于美英未能在二战中苏联最困难的时候,及时兑现它对苏联许诺的租借援助物资的数量,以及未能按照罗斯福的承诺,在1942年开辟第二战场,致使斯大林极为愤怒与失望。

同样,斯大林在波兰问题上毫不妥协的态度,也不断增加美英的反感和疑虑。

在美国方面,1946年的中期选举使共和党取得对众、参两院的控制权,民主党的杜鲁门为获得国会支持其内外政策,在对外政策中凸显所谓民主制度对抗制度的极端意识形态诉求。

从苏联方面看,战前已经暴露出许多弊端的斯大林在战后进一步强化,由此引发了社会危机,特别是导致东欧国家的诸多不满。

英国的对外政策也在美苏对抗中推波助澜,对冷战爆发也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于是,利用与美国的特殊关系,通过争取美国的帮助,保持作为世界大国的地位,保持英国在其势力范围以及在欧洲事务中的影响力,就成为英国战后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标。

另一方面,对的深深怀疑和对苏联在欧洲扩张的担忧和恐惧,使英国在战争尚未结束,就急不可待地与斯大林达成关于东南欧地区的百分比协定,以及在战后与美国遏制苏联方面保持基本一致的立场和政策。

冷战的爆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到两年的时间内,随着美苏在东欧的敌对日益严重,在对德、日战败国的政策上尖锐对立,在伊朗和土耳其问题上激烈争斗,双方的冷战政策也相继出台。

美英等西方国家与苏联对立的日益加剧,导致冷战迅速爆发。

美苏在东欧和德国、日本等问题上的对立愈演愈烈,是冷战爆发的最重要、最直接的原因。

东欧及巴尔干部分地区对于苏联来说,是既定的建立“安全带”的地区,因此苏联是不容他人染指的。

此后苏联采取一切手段,拒绝执行在雅尔塔会议上通过的《关于被解放的欧洲宣言》,按照苏联的意图在波兰、南斯拉夫、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等国,建立了一系列对苏友好的,使这些国家处于苏联的直接控制之下。

美国企图通过自由选举方式在东欧建立议会制,从而保持西方的影响。

苏联的政策使美英的打算根本不可能实现,引起了美国和英国的强烈不满与敌对。

罗斯福在去世前曾指责斯大林说,苏联在波兰的行动表明,它已经破坏了它在雅尔塔作出的每一项诺言。

在对待德国和日本等战败国的政策上,双方的分歧和争斗同样严重。

战胜法西斯德国是大同盟成立的基础和追求的共同目标,如何处置战败的德国也成为苏联与其西方盟国之间的重大问题。

战后初期,苏联的基本考虑是:在对德国社会进行全面根本改造的基础上,使苏占区成为苏联安全带上的重要一环,同时防止西占区成为依附于西方的独立国家,以致未来威胁苏联的安全。

德国战败后,美国已认定战后的对手是苏联而不是德国,所以它的对德政策开始逐步从肢解和限制转向扶植与恢复。

苏联主张德国先要在上形成一个统一的机构,即所谓“统一”为先。

美国则担心统一后的德国会落入苏联之手,故谋求先把德国作为一个经济整体来看待,即先要“经济统一”,即使不能保证完全的统一,也要尽可能保证最大限度的统一。

在日本问题上,杜鲁门决定对日本的占领不能重蹈德国的覆辙,不打算分割管制或划分占领区,不想给苏联任何机会象在德国和奥地利那样行动。

美国这种单独占领日本不容苏联染指的政策,引起了后者的强烈愤怒与反对。

1946年7月,在联合国原子能会第一次会议上,美国代表伯纳德巴鲁克(BernardBaruch)提出了“巴鲁克计划”,对美苏关系也造成十分严重的消极影响。

由于当时只有美国一家拥有原子武器,该计划显然有利于美国垄断核技术,因此也必然遭到正在研制核武器的苏联的反对。

苏联为获得伊朗的石油租让权和确保其在伊朗北部的势力范围,拒绝在美英军队已经陆续撤出的情况下,按期从伊朗撤出驻军,致使苏伊关系十分紧张,并给美英的干预了机会。

英国工党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ErnestBevin)曾直截了当地对斯大林和指出,苏联企图将阿塞拜疆纳入苏联的版图或使之依附于苏联,是对英国传统利益的严重侵害。

苏联的要求导致苏、土关系紧张,并招致美英的强烈反对和干预。

美国在给苏联的复照中表示,如果苏联单方面对土耳其采取行动,联合国将对此作出反应。

英国则认为土耳其对维护英国在中东的利益至关重要,必须阻止苏联将其影响扩大到红海和波斯湾。

苏联在伊朗和土耳其的行为,显然超过了维护本国安全需要的范围,侵犯了两国主权,并加深了西方国家对苏联的意图的疑虑和敌视。

苏联在中近东政策的失误,催生了美国的“遏制政策”。

与美苏展开争夺以填补战后的“权力真空地带”同时,双方使用的语言也越来越激烈,美国对苏联的遏制政策,苏联决心放弃大国合作并与美国进行强硬对抗的政策,相继出台,致使冷战的爆发成为必然的趋势。

1946年1月5日,杜鲁门当面向国务卿贝尔纳斯表示,他对苏联在伊朗和土耳其的做法极度不满,并指责他对苏联不够强硬。

他声称,除非苏联碰到铁拳和强硬的抗议,另一次大战就可能发生,所以美国不应该再作任何妥协。

一个月以后,斯大林在1946年2月9日莫斯科选区的选民大会上发表重要演说,对资本主义采取严厉批判态度,明确指出现代资本主义是新的世界大战的根源,表示要再搞三个甚至更多的五年计划来促进国家的工业化,使苏联具有足以应付各种意外的保障。

这次讲演距二战结束还不到半年,苏联人民需要的是和平与休养生息,美苏之间尽管发生了伊朗和土耳其危机,但关系尚未破裂,许多问题正在或即将进行谈判。

斯大林的公开讲演既不合时宜也不明智,在西方引起了强烈反响。

不仅如此,它对其后的凯南八千字长电报和丘吉尔的富尔顿演说,也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就在斯大林演说后不久,1946年2月22日,美国驻苏大使馆乔治凯南便向华盛顿发回了有名的八千字长电报,全面论述苏联的理论、政策、行为动机与行为方式,以及美国应当采取的对策。

凯南写作此文本是应的要求以搞清苏联拒绝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原因,但斯大林的演说无疑对他起了作用。

凯南分析了苏联行为的动机,认为苏联的国内制度、意识形态和历史传统决定了它必然要谋求无限制的向外扩张,苏联和美国之间不可能有永久性的妥协,美国与苏联打交道时,不能仅仅依靠谈判,必须也能够依靠实力,抵制苏联的扩张,同时不会引起美、苏之间的全面军事,因为苏联的力量弱于西方。

”尽管该文并没有使用“遏制”一词,但是他已经实际提出了一套相对完整的遏制苏联的理论,并基本框定了与苏联对抗(美苏)的外在表现形式:只要保持威慑与压力,无需进行战争。

凯南的长电报在华盛顿受到异常热烈的欢迎,这表明它所代表的对苏强硬政策在和国会取得了优势,标志着美国冷战思想的基本形成。

此后凯南又在1947年7月份的美国《外交季刊》上,发表署名X先生的文章《苏联行为探源》,正式提出“遏制”一词,并进一步阐述了他的遏制思想与遏制战略。

与凯南逐渐形成他的遏制思想的同时,在英国方面也存在着与凯南所表达的思想十分相似的长电报,这就是当年英国驻苏联的弗兰克罗伯茨(FlankRoberts)关于苏联外交政策的一系列长电报。

罗伯茨认为,苏联对外政策的最基本的出发点,是从莫斯科公国时期就形成的对国家安全的追求,斯大林热衷于推行扩张政策,以使苏联获得“自然边界”;苏联把的意识形态融入其扩张行动之中,以各种可能的方式去削弱资本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国家;英苏是两国利益的结果,而英美结盟则是遏制苏联的惟一办法。

3月5日,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杜鲁门的陪同下,在美国的富尔敦发表了题为“和平砥柱”的演说。

在“铁幕”后面的中东欧国家,无一不处在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并受到苏联的日益增强的高压控制。

它的主要内容符合美国在战后遏制苏联、称霸世界的战略需要,对冷战爆发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可以说从此拉开了冷战的序幕。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在苏联方面也有其凯南和罗伯茨长电报的对应物,这就是20世纪90年代才的一份报告。

该报告是当年苏联驻美国大使尼古拉诺维科夫(N.Novikov)起草的,由苏联外交(YayacheslMolotov)的指示和实际参与。

1946年9月27日,该报告给参加五国和约巴黎会议的苏联代表团,题为“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长篇报告”。

9月在对保加利亚的和领土辩论最激烈的时候,苏联代表团长指示代表团成员、苏联驻美国大使、和会的保加利亚会的苏联代表诺维科夫为苏联代表团写一篇关于战后美国对外政策趋势和意图的报告,并限10天必须完成。

在诺维科夫撰写报告期间,询问进程并给予具体的指示,因此该报告是按照的旨意和指示写的,诺维科夫也认为“这篇报告只能有条件地被看作是我写的”,应当是未署名的共同作者。

诺维科夫的“长报告”同样全面分析了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意图和目的以及美国在全球的扩张行为,断定美国战后对外政策的特征是谋求世界霸权,并将苏联视为其通往世界霸权道路上的主要障碍,为此美国正在以各种方式扩充军备,准备未来的战争,并且是把苏联作为战争的对象。

由此可见,在战争结束仅仅一年,苏联也已经完全否定和批判美国的外交政策,对美苏关系的发展前途不抱希望。

同凯南的长电报一样,诺维科夫的长报告也为苏联对美国采取不妥协的强硬态度和政策起到了论证与导向作用。

不仅如此,从这份报告的内容中也可以看出,凯南长电报对苏联的对外政策产生了很大的消极影响。

就这样,伴随美英和苏联在战后许多问题上的对抗与争斗,美苏两国的对外政策都发生了转向,即逐渐脱离大国合作政策而转向对抗。

于是,冷战就在双方的行动与政策的对立互动中,以美国首先发出明确的对苏遏制与对抗的冷战信号——杜鲁门主义为标志而终于爆发。

1947年2月21日,英国使馆紧急约见美国官员,并递交了两份分别关于希腊和土耳其的照会,大意为:英美在过去曾达成共识,由于战略原因,不能让希腊和土耳其落入苏联之手,并曾协议英国主要负责向希腊军事援助,美国则经济援助。

另外,希腊和土耳其在地缘上的战略地位也不能坐视它们落入苏联的势力范围,与东欧连成一片。

在美国的遏制政策已经形成的情况下,美国终于形成了杜鲁门主义的决策。

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在国会众、参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说,他首先详述了希腊和土耳其的局势,说明美国给予希、土援助以及监督这些援助,涉及美国的外交政策与国家安全。

然后他把世界分为自由民主和主义这两个非此即彼的对立营垒,并明确提出,世界上的所有国家都必须在这两种生活方式中进行选择,而美国将通过援助希腊和土耳其,表明美国将支持和帮助世界上所有选择“自由制度”抵抗“”的力量,他因此要求国会批准对希腊和土耳其的4亿美元援助。

它表明,美国对外政策终于完成了从孤立主义向全球扩张主义的转变。

杜鲁门主义实际宣布,美国将在全世界的任何地方进行干涉,只要它认为与美国的安全有关。

对苏联来说,杜鲁门主义的出台证明了诺维科夫长报告对美国意图判断的准确,苏联驻美大使诺维科夫本人就认为,杜鲁门主义的真正的目的就在于“抑制的扩张”。

冷战高潮与两极格局的形成杜鲁门主义虽然语言强硬,但它只是一项政策声明,在强化冷战并在两极格局形成中起到关键作用的则是以经济方式实践杜鲁门主义的马歇尔计划。

1947年6月5日,美国国务卿乔治马歇尔(GeorgeMarshall)在哈佛大学授予他荣誉学位的校友集会上,发表了重要的演说。

——通过美国的经济援助,使世界特别是欧洲恢复到正常经济状态,以保持稳定与和平,并使“自由制度”得以存续;——强调美国的政策不反对任何国家和主义,只反对饥饿贫穷和混乱;——欧洲的复兴是欧洲人的事,所以援助倡议和具体方案应该首先来自欧洲,美国则视其需要和自己的能力所及给以援助;——美国的援助不能零敲碎打,而是要求欧洲国家,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国家联合提出一个总体方案,作为美国援助考虑的基础。

与杜鲁门主义的表述不同的是,马歇尔计划刻意“淡化”意识形态,并把东欧和苏联也包括在受援国之内。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该计划的主要制定者凯南等人认为,如果苏联拒绝美国的提议(实际上许多美国官员希望国家不接受援助),美国正好就把欧洲的责任推给苏联;如果苏联接受,那么美国就以援助为手段,迫使东欧国家放弃其经济生活中的几乎是排他性的苏联取向;另一方面,美国还可以通过美援进一步加强西欧在美国领导下的西方倾向,以抵制苏联的影响。

马歇尔计划的提出与实施,对加强美苏和分别以两国为首的东西方集团之间的冷战对峙,以及对双方的经济、、军事和地缘战略的影响都相当深远。

美国已经预料到,欧洲可能的计划,恰恰是在以全面遏制苏联的杜鲁门主义刚刚出世不到3个月就提出的,因此苏联对它充满疑虑,并认为该计划具有反苏性质。

诺维科夫在给莫斯科的报告中就认为马歇尔计划就等于建立一个西欧集团作为美国政策的工具,并认为美国在宣布马歇尔计划之前就事先预料到苏联不会参加这个计划,因此该计划显然是直接反对苏联的。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试探之后,苏联断定:马歇尔计划是要强化西方国家造成的德国状态,真正目的是要把欧洲成两个国家集团,为了美国谋求霸权的利益,利用一些欧洲国家去反对另一些欧洲国家。

苏联最终决定拒绝接受援助,理由是马歇尔计划那样的“联合项目”和“共同事业”,是对主权的侵犯。

由于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曾想参加这个计划,苏联也担心东欧国家对苏离心力的增长。

结果,为建立西方集团而奠定经济基础的马歇尔计划的提出,最终迫使苏联决心进一步加强对其东欧安全带国家的经济与控制,从而导致计划的产生,情报局的成立,以及东欧的苏联模式化。

针对马歇尔计划,苏联在1947年7月到8月的一个多月时间内,先后迅速与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南斯拉夫、波兰等国签订了双边贸易协定,被西方称之为计划,初步筑起了东欧的经济壁垒。

随着1949年1月经互会的成立,东欧的经济完全纳入了苏联的轨道。

1952年2月,斯大林正式提出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平行市场”的理论。

接经济措施而来的,是苏联收紧缰绳。

1947年9月,在苏联的主持下,成立了欧洲九国和工人党情报局,同时提出战后的世界已经为两大对立的阵营,即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的民主阵营,并以此作为各国的路线和行动的根本出发点。

苏联还以驻扎在东欧的几十万红军作为威慑力量,彻底改变斯大林原本对东欧各国和国家采取的较为宽松灵活的政策,取消了东欧各国的自主权,并对这些国家进行、经济、思想文化等全方位的内政改造,将斯大林模式移植过去。

与此同时,苏联把不愿俯首贴耳的南斯拉夫开除出情报局,并在东欧各国进行了无情大清洗,将包括著名在内的几十万人清除出党。

作为对美国冷战政策的直接反应,上述行动成为苏联在强化冷战过程中的重要步骤。

至此,一个与美国和西欧相对立的以苏联为首的苏东集团,已经在经济上和上基本确立。

由于苏联和东欧以及一些不愿与苏联对立的国家的退出,马歇尔计划从“欧洲复兴计划”变成了“西欧复兴计划”。

这项计划从1948年2月开始实行,到1952年结束,美国共向西欧16个国家和德国的美英法占领区了总额为132亿美元(一说为131.5亿美元)的援助。

马歇尔计划进一步改组了西欧的经济结构,使其更符合美国的经济利益,并与美国经济结合在一起,逐渐形成统一的北大西洋自由市场区域。

马歇尔计划以西欧集定复兴计划并互相协调生产与流通作为援助的条件和指导原则,使西欧各国包括后来的西德国家的经济日益融为一体,为西欧经济的一体化进程奠定了基础,并成为西欧国家联合的先声。

美国的政策设计者认为,德国在欧洲的经济复兴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在实际已经确认德国不可能统一的情况下,西方国家占领区应该制定各项政策,使这些占领区能对西欧经济建设作出贡献。

只有从经济上和一个复兴的德国融入欧洲,才能彻底消除极端民族主义对德国的束缚,解决困扰欧洲和世界多年的“德国问题”。

在苏联退出讨论马歇尔计划的巴黎会谈之后,美国正式启动了建立西德国家的工作,并依次采取了将德国的西方国家的占领区正式纳入马歇尔计划的援助范围之内;将美英双占区和法占区合并,决定召开西占区制宪会议准备建立西德联邦国家;直至宣布在西占区实行单方面的币制改革等一系列重大的德国的行动。

美国对德国西占区所实行的政策使苏联认定,他们对马歇尔计划的目的就是要将西部三个占领区出去,建立依靠并忠实于美国的德国西部国家。

于是,以西占区的币制改革为导火索,终于导致苏联在1948年6月对进出柏林的水陆交通和货运实行,从而爆发了第一次“柏林危机”。

当美国的大批飞机从东部德国的头顶呼啸飞过向柏林的西占区大规模空运各种物资的时候,人们真切地感到,美苏这两个战时盟国在战后第一次濒临战争的边缘,冷战出现了第一次真正的高峰。

正是从柏林这一东西方在战后第一次最为严重的与较量中,冷战的自我控制机制也首次发挥了运用。

苏联对柏林的始终只限于水陆交通,而开放着空中的通道,使美国的大规模空运得以实施。

美国也没有采取武力手段,强迫苏联解除对水陆交通的,双方都给对方留有余地,并努力寻求解决危机的途径,避免危机升级,并最终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了问题。

尽管第一次柏林危机在历时近一年后,以苏联方面的退却而结束,但是德国的过程已完全不可逆转。

以1949年9月和10月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相继成立为标志,欧洲冷战对峙的经济、和地理界线基本落定。

不仅如此,伴随马歇尔计划的实行和苏联强化对东欧的控制,尚未复苏的西欧各国也要求按照马歇尔计划的自助互助与他助方式,在军事上谋求美国的援助。

北约的成立与杜鲁门主义一脉相承的,是杜鲁门主义在军事上的贯彻。

虽然北约作为一个军事组织,强调的是安全和防务,但是就其实际作用来说,上的意义显然更占主导地位,正如该公约在一开始就申明的,各缔约国“决心保障基于民主、个人自由及法治原则的各该国人民之自由、共同传统及文明”。

苏联也进一步加强了与东欧的军事合作,在苏联与波、罗、匈、保等国缔结的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中都规定:一旦德国或与德国结盟的其他国家发动侵略,缔约双方相互支援。

不仅如此,苏联还从1949年开始重新扩充其武装力量,在向东欧装备的同时,将大批军事顾问派往东欧,以帮助它们整顿、改组和建设武装力量。

同样对强化冷战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1949年下半年发生的苏联首次原子弹成功的消息和中国革命的胜利。

前者使美国和其盟国感到,它们正面临着苏联空前的军事威胁,甚至是核威胁;后者则因其改变了雅尔塔在东方的地缘版图,扩大了苏联的势力范围,从而使杜鲁门认为它所担心的浪潮的扩张已成为事实,整个西方处于空前的危险之中。

其次是1950年4月,美国出台国家安全会第68号文件(NSC68),将“”和“自由世界”两极对立作为主导思想,过分夸大苏联的力量和扩张意图,认为苏联奉行全球侵略与扩张政策,并决定与苏联进行全球对抗。

该文件不仅成为美国在整个冷战时期的全球战略蓝图,也成为美国军事干涉朝鲜战争的重要依据。

1950年6月爆发的朝鲜战争使美国认为,国家安全会68号文件对苏联意图的判断得到证实,杜鲁门遂决定进行全面的军事干涉,冷战进入了最高潮。

在国际上,朝鲜战争作为冷战中第一场特殊的局部热战,是美国企图采用军事手段,打击北朝鲜以“遏制”苏联并进而占领整个朝鲜的开始,也是以所谓“遏制”中国而实施遏制政策的开始。

它不仅使美国的对华政策进入了“大偏差”时期,而且使冷战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白热化程度。

美国的出兵及派遣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以及中国为保家卫国而进行的抗美援朝战争,揭开了长达20多年的中美冷战对抗,造成了至今没有解决的“台湾问题”。

为了从军事上遏制,首先是遏制中国,美国在加紧迅速扶植日本的同时,逐步在亚太地区签订了一系列军事防御条约,构建起保卫中国的军事。

与此同时,美国在欧洲设立了以艾森豪威尔为总的北约欧洲盟军最高部,陆续将数万美军派驻欧洲,使北约成了一个真正的军事实体。

随后北约两度扩大,在先吸收了希腊和土耳其之后,终于在1955年5月5日使联邦德国成为北约的正式成员国。

到1955年,美国建立了一个从大西洋经中东到西太平洋的军事条约网。

作为对西德加入北约的即时而公开的反应,5月11日到14日,苏联建立了包括民主德国和东欧国家在内的与北约直接相抗衡的另一个欧洲军事集团——华沙条约组织。

在美国国内,出现了美国的极端的麦卡锡主义;在苏联与东欧,则继续进行的“党内清洗”运动。

以1950年为例,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是苏联的3倍,北约联盟加上日本的财富,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财富的4-5倍。

不过,尽管苏联只在军事能力上与美国基本相当,却有能力摧毁美国的西欧盟国。

因此,尽管在冷战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在整体军事能力上优于苏联,这种优势却从没有大到使美国认为足以直接向苏联挑战的程度。

由于苏联的经济实力始终远逊于美国,因此在两国对立的整个历史时期,冷战对苏联的伤害远远超过对美国的伤害。

即使在冷战最高潮的年代里,两极格局也未能完全囊括所有的国家和地区。

随着战后非殖民化运动的进行,亚非地区的独立运动和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不仅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美苏之间最初的对抗,而且在两极格局的基础上,不断生长出多极的力量。

会议创造了亚非国家为维护民族独立、保卫世界和平、反帝反殖,在和平共处十项原则基础上求同存异、团结合作的“万隆精神”。

万隆会议持久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标志着在国际舞台上增加了一支“第三势力”,是第三世界开始崛起的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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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维科夫的“长报告”同样全面分析了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意图和目的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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