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那些为功名富贵而“朝秦暮楚”、“楚材晋用”的纵横之士,属原是中

简介: 比起那些为功名富贵而“朝秦暮楚”、“楚材晋用”的纵横之士,属原是中国后代知识分子心目中的高山景行。

伟大的屈原,是先秦知识分子的典范和代表。

由于家世渊源和家庭出身,他青年时代就具有苏、张之流梦寐以求的社会地位。

在左徒的任职期间,他既有振兴楚国、联齐抗秦、完成统一的抱负,也有变法图强的实践。

”但是,他却留在深恋着的楚国的土地上,坚持自己的理想,批判“党人”,显暴君过。

最后以自己的生命,写出千古传诵的《离骚》等巨作,并以身殉自己的理想。

比起那些为功名富贵而“朝秦暮楚”、“楚材晋用”的纵横之士,属原是中国后代知识分子心目中的高山景行。

作为身份转化时期的西汉知识分子,他们继承了前代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富有强烈的参政、议政意识。

无论在汉初的诸侯王国中,还是在西汉中期长安的宫廷中,他们不断地在上提出自己的建议和批评,渴望建功立业。

但是,时代毕竟不同了,统一的集体的封建大帝国,已经继秦王朝之后,再一次出现在华夏神州的大地之上。

从“马上得之”的汉高祖,“为人刚毅,佐高祖定天下”的吕太后,到从与民休息中实现经济繁荣的文帝、景帝,汉初的皇帝该出手时就出手,哪个也不是周天子。

特别是富有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即位之后,对内经营,对外开拓,打遍天下无敌手。

这不就是历代知识分子著书立说,所鼓吹所向往的面么!

因此,西汉知识分子所谓的建功立业,就是满怀空前的热情,维护并歌颂这大一统的面,及随着这一局面的出现,中华民族征服客观世界的豪情壮志。

维护的感情是真挚的,歌颂的热情是高涨的。

有意味的是,西汉中期的东方朔写有《答客难》,后期的扬雄写有《解嘲》,二人虽生不同期,却都借客人的“难”与“嘲”,曲折地表达了建功立业的强烈愿望。

这位“客”虽是假托,却既是东方朔自己心声的流露者,也是当时知识分子阶层普遍看法的代表。

由于战国时期纵横的风习还残留在汉初人们的意识中,他们还是将苏秦、张仪奉为楷模,认为既无“遗行”,就应该游说万乘之主,取卿相之位,恩泽留与后世。

降及西汉后期,假托中的“客”依然用同一口气嘲笑扬雄说:今吾子幸得遭明盛之世,处不讳之朝,与群贤同行;历金门,上玉堂,有日矣;曾不能画一奇,出一策,上说人主,下谈公卿,目如爛星,舌如电光,一纵一横,论者莫当。

与嘲笑东方朔的口气如出一辙,反映的也是同一种心声。

这都说明,大汉帝国一统局面的出现,确实激发了一代知识分子建功立业的勃勃雄心。

”大一统的西汉盛世,与群雄逐鹿的战国乱世,毕竟不是一回事。

东方朔在《答客难》中分析说,苏秦、张仪的时代,周天子已经名存实亡,诸侯们不再甘心称臣,各自以实力图强,争权夺利,互相吞并,一时未分雌雄。

扬雄在《解嘲》中也说到,苏、张之时周室败坏,诸侯争雄,吞并而为十二国,后来只剩下六七国,四分五裂,战乱不已。

那时,士人没有固定的君王,国家没有国定的臣子,得士者富,失士者贫,就像鸟类振翅高飞,愿在哪儿栖息,就在哪儿栖息一样。

这就是他们所谓的“彼一一时”,而“此一时”,则是士人所梦寐以求的西汉盛世。

因此,他们便以满腔的热情,宣扬大汉的声威。

他们认为,当时的天下圣德流布,八方威服,诸侯来朝。

对这样的面,文人阶层是满意的。

即使到了西汉后期,各种社会已经逐渐表面化,但较之四分五裂的战国乱世,毕竟不可同日而语。

虽是西汉后期,较之中期盛世已今非昔比,但大汉王朝的疆域东起会稽,西连戎狄,南邻番禺,北抵渔阳,仍然以雄强之气独霸于之内。

土民的自信心亦空前高涨,家家以稷、契相比,人人以皋陶自居,都觉得自具伊尹之才,连少年儿童也不屑与晏婴、管仲相比。

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之中,再要像苏秦、张仪那样纵横游说,显然是不合时宜了。

他由于对所处的时代有了新的深刻的认识,所以自觉地放弃了少时学就的纵横之术,调整了自己的价值取向,因而在长安城中找到了汉武帝这样一个知音。

在出使西南夷时,他在《喻巴蜀檄》中,热情地宣扬汉武帝慰问抚恤民众,使百姓生活安定,和睦相处的功德,又颂扬大汉王朝兴师出兵,征讨匈奴,单于惊惧,反缚于军前,跪地求和。

大军东向征服闽越,南越的太子人朝为质,各少数民族的首领向长安进贡,不敢懈怠。

在同时写的《难蜀父老》中,司马相如更热情地颂扬道:汉兴七十有八载,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纷纭,湛恩汪涉(wei畏,深广),群王沾濡,洋溢乎方外。

他这次出使方外之地,冉骏、笮、邛、斯榆、苞蒲等少数民族的障碍随即排除,如风吹草伏,没有不降服归顺的。

司马相如体会到的,是一个大国使臣的自尊。

因为他背靠的,是打遍天下无敌手的强大无比的汉帝国。

从这个角度出发,也就很容易理解汉大赋的作者们,在作品中那样铺张扬厉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价值了。

他们既然认识到自己所处的,并不是苏秦、张仪那样四分五裂的时代,面对的是一个强大无比的王朝,和雄才大略的君王,因而不仅像苏、张那样纵横游说已不可能了,甚至连像汉初张良等人那样为王者师也不现实了。

因而,他们尽管无奈,却也不能不自觉地闭上了纵横之士的嘴巴,操起了宫廷文人的笔杆,在煌煌大赋之中,热情歌颂几代知识分子所渴望的盛世情景。

于是,我们看到在西汉中期欢呼雀跃的官廷文人们,在散体大赋中的“苞括宇宙,总览人物”的气魄,以全方位地观览世界的眼光,用尽一切美丽的辞藻铺叙林林总总的事物,陈述形形色色的景象,展现汉王朝所创造的巨大的物质文明和高度的精神文明。

但博古通今的太史公,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

他一开始树立的生活目标,既不是像苏秦、张仪那样纵横游说,也不是:像萧何、曹参那样出将人相。

他明明知道“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蓄,流俗之所轻也”,却自豪地宣称“司马氏世典周史”,以史官家世为荣,以“论著”作为自己的最高理想,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作为建功立业的具体内涵。

为此,他青年时期在全国范围内漫游,也不是投靠那些在上有地位的大人物,作为跻身仕途的,而是网罗天下放失旧闻,搜集第一手史料。

当他在全国范围内漫游时,所面对的再也不是彼此对立的许多诸侯国,而是一个广阔而完整的世界,从而催生了他巨大的时空意识和远大的生活目标。

在这部论著中,司马迁已经把他能够认识到的全部时空内容包举无遗。

当我们打开《史记》,跟随司马迁在当时人心目中的全世界的上下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漫游时,观察从帝王将相至庶民百姓的社会各阶层人物的喜怒哀乐时,我们也不能不被那广阔的历史场景和深邃的历史意识所震撼,不能不被其中所洋溢着的激情所感染。

促使司马迁这样纵情挥洒的精神动力,就是父司马谈的谆谆叮咛:“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义士,予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其惧焉,汝其念哉!

”总之,《史记》中所包含的巨大的时空意识,是时代的产物;司马迁全身心地投入《史记》的写作,与散体大赋作者们铺张扬厉以润色鸿业,是同样的时代意识的体现。

这一时代意识的首倡者,即是汉武帝。

由于他“内多欲”,所以读了《子虚赋》,感叹不与作者同时,后来才知作者即是同时代的司马相如。

这司马相如也早已把握住了时代的脉搏,“愿为天子游猎赋”,一拍即合,武帝果然大悦。

司马相如完全顺应了这一时代要求,所以也就成就了他赋坛霸主的地位。

他的悲剧,也是他的可贵处,是他以史家的眼光在时代的危机“未然”时就指出了“防患”,且尖锐地揭示出患之所在。

体现在散体大赋中,也就是所谓的“曲终奏雅”,“卒章归之于节俭,因以风谏”。

尽管被盛世的美酒灌得酩酊大醉的汉武帝,并没有把那“风谏”当回事,但不能不看到大赋作者的良苦用心。

而“归之节俭”的劝告,虽属隔靴搔痒,但搔的也不能说不是地方。

从武帝即位初的“都鄙廪瘐皆满”,到武帝晚年的“海内虚耗”,不就说明了这个问题么!

”作为“明者”和“智者”,司马相如等人在大赋中点出的“节俭”问题,确实是切中时弊的。

汉武帝喜欢羽猎,且好自击熊彘,驰逐野兽,司马相如为此上疏,指出此举“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

汉武帝求仙好道,司马相如指出“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尚有靡者”,在《大人赋》中以为列仙之传居山泽间,形容甚癯,“此非帝王之仙意也”。

联系到东方朔对汉武帝扩建上林苑、修建建章宫的谏阻,都表明大赋的作者们是有使命感和忧患意识的。

这种忧患意识既来自于“知今”,也导源于“鉴古”。

汉代的文人们,从贾山写《至言》,贾谊写《过秦论》,都注意总结秦王朝短期灭亡的历史教训。

司马相如在《哀秦二世赋》中,描绘了二世墓旁萧瑟凄凉的情景,发出深深的感叹:弭节容与兮,历吊二世。

这里指出,秦二世的过失在于两个方面。

面对始皇帝死后天下汹汹的形势,二世不是改弦易辙,推行仁义,以缓和社会,而是变本加厉,“法令诛罚日益深刻,群臣人人自危,欲畔(叛)者众。

又作阿房之宫,治直道、驰道,賦敛愈重,戍徭无已”,终于激起民变,“亡国失势”。

所谓“信谗不寤”,指的就是这个问题。

继起的赵高更劝二世“严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诛,至收族,灭大臣而远骨肉”,“尽除去先帝之故臣”。

对一个享国日浅又搞得天下大乱的庸君,司马相如仅止于“哀”还则罢了,却一再“呜呼哀哉”,显然有弦外之音。

以武帝之雄才大略,可与秦皇并驾齐驱,岂是昏庸无能的秦二世所能望其项背的!

武帝好神仙,正是心态老化的表现。

面对日益表面化的社会,武帝一旦真的羽化而登仙,安知没有“汉二世”出现。

汉武帝毕竟英明过于秦始皇,暮年时悔征伐之事,提醒继任者“方今之务,在于力农”,使钩弋夫人,避免太后临朝称制的重演,又使军霍光等辅佐年幼的刘弗陵,终于使汉王朝渡过难关,迎来了昭、宣中兴的局面。

看来,司马相如等辞赋作家的“风谏”,并非多余。

参考资料:《汉书》作者简介:本文系作者唐唐驾到的独家原创,未经许可禁止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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