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策》载:“被发文身,错臂左袵

简介: 《战国策》载:“被发文身,错臂左袵,瓯越之民”,是说古越族中俗称“瓯越”的分支。

上篇我们说到,万物有灵的观念,应该是古人认知局限的归宿。

本文现就汉镜中的祥瑞纹饰和避邪铭文,列其形质,溯其源流,析其思想,究其因果,以抛砖引玉。

汉镜纹饰铭文反映的祥瑞观念和避邪习俗,来源于万物有灵观涵盖下的二个具体缘由:其一,祥瑞观念的文化影响刻镂博局四神规矩镜崇尚祥瑞,由来已久,见诸文献,施之教育,行于习俗,附于器物。

《宋书》曰:“太昊帝宓牺氏,母曰华胥。

”又“炎帝神农氏,母曰女登,游于华阳,有神龙首感女登于常羊山,生炎帝。

一是五灵纹饰这是汉镜中最为常见的装饰图案,即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和麒麟。

由于五灵纹饰与汉代流行的五行观念相对应,故在时人的思想观念中是“五德嘉符”的祥瑞标志。

《宋书》谓:“麒麟者,仁兽也。

”可见古人不但把麒麟作为仁义的象征,还把其看作是上天赐予百姓的祥瑞之征。

并说:“黄龙者,四龙之长也。

”把龙的神奇与者的德政相联系,以此作为吉祥之兆。

《符瑞志》说:“白虎,王者不暴虐,则白虎仁,不害物。

”把虎的仁恶与者的施政作了有机的联系,体现了当时流行的天神感应和万物有灵观。

铜出丹阳四神规矩镜朱雀,又称朱鸟、赤雀,是古代传说中一种形似凤凰的祥禽。

《符瑞志》载:“神鸟者,赤神之精也,知音声清浊和调者也。

但在部分汉镜的装饰中,也有龟蛇分置的,甚至于有龟而无蛇,或有蛇而无龟的。

《符瑞志》曰:“灵龟者,神龟也。

”可见神龟不但与者的从政清明相关,甚至对自然环境的保护及生态平衡的各项政策措施是否得当相连系。

二是五灵以外的异类纹饰于五灵纹饰外,汉镜中还常见辟邪、天禄(鹿)、句芒、蟾蜍、角王、巨虚、穷奇、三足乌、九尾狐等图案纹饰。

所有这些,也均与当时流行的避邪习俗和祥瑞观念相关。

《十洲记》说:“聚窟洲,在西海中申未地…

”从以上记载中可知,所谓的“辟邪”与“天鹿”,并非本土物种,是从遥远的“西海”引进之物。

这些方外引进的物种,一旦被我国本土文化所吸纳,并与传统民俗相结合,其性质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而演变成为我国古代传说中的祥瑞之物。

《集古录跋尾》载:“右汉‘天禄辟邪’四字,在宗资墓前石兽膊上…

”可见所谓的“天禄”、“辟邪”,在我国古代民俗中已担当了避邪祛凶的角色,在汉及以后的相当一段时期内,常被作为镇墓之兽而用于避邪。

《子虚赋》载:“蹵蛩蛩,辚距虚。

”张揖注曰:“蛩蛩,青兽,状如马;距虚,似骡而小。

”如此说来,蛩蛩、巨虚,均为形似骡马的瑞兽。

虽然历代文献中对“角王”的相关情况,缺少详细的记载。

但我们从汉代铜镜的“角王巨虚辟不祥”铭文中,还是能够感悟到其祥瑞的属性与避邪之功能。

角王巨虚四神间隔规矩镜从上述诸多文献的记载中,可见祥瑞文化对汉镜图饰铭文的立意定位,起了十分重要的导向作用。

其二,避邪习俗的历史延续古代民俗中的避邪意识,最初应该孕育于万物有灵的观念之中。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逐渐形成了避邪民俗,其历史源头,或可追溯到图腾崇拜的原始社会时期。

图腾,最初应该是原始部落或氏族社会崇拜的偶像和保护神。

例如作为中华民族象征意义的龙,就是由自然界中的多种动物糅合而成的,是一种具有人文意义的图腾。

至于历代文献中记载的华夏民族的人文始祖,我们也都能在其身上找到图腾崇拜的孑遗和影子。

如蛇身人首的伏羲氏,原本就出身于崇蛇的氏族;人首牛身的神农氏,应该出身于崇牛的氏族;而龙颜瑞相的轩辕氏,则应该是崇龙的氏族等。

至于华夏民族干脆称自己为龙的传人,这应该是在民族文化大融合的背景之下,所传承的图腾崇拜的文化印记。

《说文解字》说“闽:东南越,蛇种”,是说古越族中被称为“闽越”的分支,是一个崇蛇的族群。

《战国策》载:“被发文身,错臂左袵,瓯越之民”,是说古越族中俗称“瓯越”的分支。

以现在浙江绍兴为中心的这一带,生活着古越族中被称为“於越”的一支,这也是一个崇蛇的族群。

《汉书·地理志》载:“帝少康之庶子云,封于会稽,文身断发,以避蛟龙之害。

”至越王勾践之时,当地仍保持着断发纹身的习俗。

在当地出土的春秋晚期的铜镜中,就装饰着於越先民尊崇的蛇纹。

而江苏无锡鸿山越国贵族墓葬中出土的玉带钩、琉璃釉玲珑球形器和青瓷鼓座等器物中,也均装饰着蛇纹。

由此可见,古越族确是一个崇蛇的民族。

兽纽粟地蛇纹镜《帝王世纪》曰:“神农氏姜姓也,母曰任姒。

”《述异记》说:“轩辕之初立也,蚩尤氏兄弟七十二人,铜头铁额,食铁石。

”从以上两则记载中可见,上古时期的神农氏和蚩尤氏,均应是崇牛的氏族。

牛,也应该是他们氏族的图腾徽标。

汉代铜镜中所饰角抵之牛的形象,或许就与图腾崇拜的文化意识紧密相关。

地支四神间隔简化规矩镜至于龙,作为图腾崇拜时期的文化孑遗,文献记载比比皆是。

《说文解字》载:“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

”在古人的观念中,虽有龙、蛇之分,其实就是一家。

《鲁灵光殿赋》说:“伏羲鳞身,女娲蛇躯。

”《玄中记》载:“伏牺龙身,女娲蛇躯。

”自古以来,借龙之形象祈祥避邪的习俗广为流传。

正是受远古图腾崇拜意识的影响,才产生和形成了祈祥避邪的文化习俗,才在汉镜的铭纹中得以体现和延续。

汉镜纹饰铭文包含的祥瑞观念和避邪习俗,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知行合一的体现。

古人万物有灵的观念,决定了避邪灵物的多样性。

在汉镜的铭文图饰中,常见的避邪灵物主要有以下几种:瑞兽避邪这在历代文献中多有记载。

《论衡》“宅中主神有十二焉,青龙白虎列十二位,龙虎猛神天之正鬼也,飞尸流凶安敢妄集,犹主人勇猛、奸客不敢窥也。

”可知龙虎作为氏族社会时期原始先民所崇拜的图腾,后又延续成为避邪的神灵。

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是具纳福降瑞,护宅安民的避邪功能的。

《抱朴子·内篇》记载道家始祖老子出行时,仙人和祥禽瑞兽为其除道护卫的场景:“从黄童百二十人,左有十二青龙,右有三十六白虎,前有二十四朱雀,后有七十二玄武,前道十二穷奇,后从三十六辟邪,雷电在上,晃晃昱昱。

”可见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穷奇、辟邪等祥禽瑞兽,不但是先民心目中的护佑之神,而且还衍变成了道教始祖老子出行时的护卫。

从文献的以上记载中,也可使我们了解到,上述神灵的避邪作用和古代社会避邪逐疫所举行的各类祭祀仪式等民俗活动。

“伍子胥画像镜”中“上有诸王辟不祥”的铭文,显然是指吴王夫差和越王勾践。

夫差因杀害忠良伍子胥,成了以残忍著称的暴君。

勾践阴谋灭吴,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下,同样被认为是不义之举。

”中国人的传统辩证思维认为,祸福相倚,善恶互转,任何一种消极因素都可转化为积极因素。

而“以毒攻毒”的观念,就是这种思维的体现。

故暴君辟邪和阴谋制暴,也都应该是中国辟邪文化的组成部分。

博局避邪除了自然界中的灵物,在传统民俗中具有避邪功能外,在古人的思想观念中,某些工匠制作的器具,也同样具有避邪除凶的作用。

《汉书》载:“其夏,京师郡国民聚会里巷仟佰,设张博具,歌舞祠西王母。

如上列的汉镜中,就有“刻镂博局去不祥”铭文。

可知博具作为一种供人娱乐的游戏器具,也是古代祭祀活动中的祭物,具有避邪除凶的作用。

故汉代铜镜中装饰的此类“博局”纹,也具有祭祀神灵,避邪除凶的功能。

”镜子能够照见“肠胃五脏”和“病之所在”,似乎已经具备了现代医学仪器的透视功能,又能照见“邪心”,这或许是我国最早出现的关于以镜辟邪的最为神奇的故事了。

古镜中还有“百炼作镜,八卦象备,卫神帝命,永镇阴精”的铭文。

郭宪《洞冥记》载:“望蟾阁十二丈,上有金钟,广四尺。

”原来铜镜还具有“照见魑魅,不获隐形”的神奇性能,难怪古代修行炼丹的道士们,总是镜不离身,视同宝物。

以镜辟邪的文化习俗,流传至今。

在那些古代遗留和现代新建寺庙的屋脊正中,也能见到装饰的铜镜。

至于现代住宅的门窗上方,也有悬挂玻璃镜子的现象。

永镇阴精八卦镜除道避邪从汉镜“上有白虎辟邪主除道”、“左龙右虎辟不道”以及“左龙右虎辟除道”的铭文中可知,铜镜中所饰的龙、虎和辟邪也承担着“除道”的重任。

“除道”或有清洁道路之义,与“辟不祥”亦具有类似的涵义。

”《放马滩秦简〈日书〉》(甲篇)则说:“禹须臾臾臾行,得。

”从秦简的“行到邦门”、“出邦门”和“出邑门”中可知,显然是为将跨出“邦门”和“邑门”的人,所举行的一种避邪禳解的仪式。

其目的就是为出行者清除行路时的祸祟,以祈求平安到达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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